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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，在楚暮眼里，就是等同于「责任」，而他想做一团棉絮，没有意愿，没有主见，随风飘荡，就算被风送到泥沼而死去，也只是风的责任，而不是自己的责任。

    换言之，楚暮根本不想为了「活着」而背负责任、而去挣扎、而去开创。他只是一只汲汲营营，为裹腹而工作、为工作而工作的工蜂，也不认为这样有何可悲。

    何来可悲?没有可悲，这是他的选择。一个有能力去选择不快乐的人，其实就是一个快乐的人。

    校巴驶到大学体育中心时，秦招忽然说:「楚暮，你还记不记得小学六年级那年，我们交换了什么礼物?」

    「我好像忘了。」

    「我也忘了。可是想了几天，都想不起来。」这两星期里，秦招陪过三个客人，每次zuoai后，他在回家路上坐在客人的私家车里，自袋中的暗格拿出信，不敢用太多力去握着那封信，怕手汗软化硬挺的信封。有时，他会用信封尖挺的四个角逐一扎自己的胳臂;有时用锋利的边缘划在较细嫩的胳臂内侧皮肤，破了皮。有时将信封放在灯下，学卖杂货的老婆子，把鸭蛋照在红光灯下检验品质，秦招幻想灯光能否透出信纸上的文字，让他过一下癮。

    就好像人想看裙底的心态。若一个女人脱得赤裸裸，没有幻想空间，反而飘逸的裙底下，春光半洩，两条雪白的大腿间隐约透出一小块或有蕾丝或红或蓝或粉的顏色，招人遐思。

    如果那信是其他不重要的人写给秦招，则秦招会爽快地拆开来看。但这信却是楚暮写的。楚暮会写儿时的事吗?两星期前女子跳轨的事，整间大学的人也知道，照这样一说，楚暮